UFO还是热气球?

  新“怨恨”计划重组伊始，有一个很明显的事实，那就是总会存在一些我的员工无法从技术层面给出答案的问题。为了给项目备齐所有需要的人手，我还需要一位天文学家、一位物理学家、一位化学家、一位数学家、一位心理学家，很可能还得有十几位其他领域的专家学者。当然，我不可能组建一个这么高大上的队伍，因此，我想到了一个绝佳方案：跟一些科研机构建立定期交流机制，他们在各个领域都有能人高手，需要他们帮忙的时候，打个电话就可以解决了。
      很快，我就找到一个愿意与我们建立这种联系的组织。于是，圣诞节过后，我与邓恩上校的下属——柯兰德上校——起程离开代顿，前去与这一组织进行为期两天的商谈，告知对方我们需要他们帮助的地方。该组织的名称无法予以公开，因为他们同时还负责政府的一些保密任务。所以，我就把它昵称为“小熊”计划。
      “小熊”计划是中西部地区著名的大型科研机构，这里有上百名工程师和科学家，将帮助我处理“怨恨”计划收集的UFO报告中可能出现的任何难题。虽然他们中没有天文学家和心理学家，但他们答应如果需要的话会帮助我们联系。除了提供专家支持以外，该组织还将为我们做两项研究：一项是人们期望目击者从目击事件中看到并记住多少细节;还有一项是UFO报告的统计学研究。
      自从空军接手UFO事件以来，人们一直在试图构建一个供UFO目击者填选的表格。各种方法都试遍了，但每个都有比较大的弱点。“小熊”计划将与高校心理学系一起，对上述所有调查问卷和UFO报告进行深入研究，并希望在此基础上得到一个尽可能完美的调查。他们的想法是，表格要尽量简洁，但必须从目击者那里获取尽可能充分且准确的数据。
      “小熊”计划要开展的第二项工作就是对所有的UFO报告进行统计学研究。自1947年以来，空军共收集了大约650份UFO报告，但如果想通过这些UFO报告找到问题的答案，所需的报告数量还得增加10倍。为了处理数量如此之大的报告，“小熊”计划打算将所有UFO文件都输入IBM穿孔卡片上。届时，我们需要哪部分资料，只需在IBM穿孔卡片机上按几个按钮，机器就会对文件进行电子排序。每张卡片上可存储大约100个与UFO报告相关的条目，这些条目的内容非常详细，包括UFO目击时间、UFO在天空中的位置以及目击者的性格等。卡片上的条目与“小熊”计划即将推出的调查问卷的条目相对应。
      IBM档案不仅能给我们提供快速处理数据的方法，还可以建立一个常见的档案库，类似于公安部门使用的罪犯惯用作案手段档案库。因此，当我们收到一份UFO报告时，可以把报告中的UFO特征输入IBM卡片，把卡片放入卡片机，从而将其与以往已解决的目击事件进行比较。通过比较，如果卡片上的100个条目中有95个与之吻合，结果很可能是：所谓的UFO其实是夜晚飞行的野鸭反射城市灯光所致。
      在返回的路上，我和柯兰德上校都非常欣慰，相信“小熊”计划能对新“怨恨”计划提供一些帮助。
      几天后，我又离开美国航空航天技术情报中心（ATIC），前往位于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的防空司令部总部，我想知道防空司令部愿意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我们，以及他们可以做些什么。到达目的地后，他们向我简要而全面地介绍了防空司令部的运作情况，并承诺会全力帮助我们解决UFO难题。说实话，能得到这样热情的回复出乎我的意料，因为“信号”计划和“怨恨”计划的工作人员曾警告我说，每个人都对UFO一词厌恶至极，我必须独自去争取自己需要的一切。但他们又错了。访问ATIC的科学家、桑福德少将、“小熊”计划的研究人员以及防空司令部，都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合作热情。我开始意识到，对UFO报告来说，我考虑的还远远不够。
      就在我到处游说给计划的启动预热之时，新鲜出炉的UFO报告也一直没间断，而且都质量上乘。有个系列UFO报告尤其不错，它们来自一群经常仰望天空的人——为通用磨坊食品公司发射高空热气球的工作人员。这些报告的时间跨度有一年之久，都是他们在跟踪热气球的过程中看到的。他们跟很多可靠的观测者一样，一直对空军之前对待UFO报告的态度不满，所以一直拒绝提交任何报告。我觉得这些人的信息可能比较可靠，而且我想详细了解一下那些报告的具体内容，因此，我便领命前往明尼阿波利斯。“小熊”计划的一名科学家与我一道前往，我们到达的那天是1952年1月14日，恰遇寒潮与暴风雪。